人物王洪田王长田:光线没有兄弟

米花 发表 于:8年前 浏览量:354

当着公司其他高管的面,王洪田跟自己的哥哥、光线总裁王长田大吵了一架,他“叮咣五四”地摔了东西,还撂下句狠话“上市之后我就走。” 那是光线传媒上市之前,吵了这场架之后,兄弟俩一个月没说话。

那一次,王洪田完全发泄出了压抑已久的情绪。他痛哭一场,跟王长田说:“我真的受不了了,我没法跟你沟通,也没脸在这待了。” 现在回想起来,在心里面,王洪田是在以弟弟而非下属的姿态对哥哥呐喊:“我是你的弟弟,你凭什么这么对我?凭什么我做得好,你都不表扬我,别人有错,你要拿我当替罪羊?”

有好几年的时间,王洪田摆不正自己的位置。中国人讲“杀鸡给猴看”,王洪田自认做“鸡”做了好多年。他满腹委屈,作为王长田的弟弟,这么多年都活在哥哥的光环下,那么多人盯着,做得好没人夸,做不好就肯定要被人告到老板那里去。王长田能怎么办?即使不是他做错了,也需要拿他顶上去做这个出气口,这样别人才会说,你看即使是自己亲弟弟老板也会骂!

“何况人都是有虚荣心的,如果人家都说,王长田挺牛的,他弟弟就是一个混子。那我自己情何以堪,怎么去面对别人?”王洪田说。外人眼中,光线一直被认为是家族企业,在这样的环境中,如果做得不好,很容易被人家看成一个“狗屁不是”的人,只因为沾了家族的光进的公司。王洪田说自己承受的压力比别人大得多。

王长田很认同别人对他“骆驼”的定义,王洪田则觉得如果打个比方,自己更像一头牛,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,挨打挨骂,最后捅一刀还能弄出点牛黄来。“牛就是要承受所谓特殊的地位、周围的朋友和家人给我的压力,这些压力积蓄时间长了,就成牛黄了。”有两三年的时间,王家兄弟的沟通出现了问题,王洪田对哥哥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,两人经常在办公室吵架,一个比一个嗓门大,吵到最激烈的时候,王洪田冲着他哥大喊“要不你打我?!”

那段时期王洪田心情特别抑郁,曾经想过离开,他跟母亲倾诉,自己和哥哥既有兄弟之情,也有办公室的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关系,处理这种关系让他无所适从。母亲和他妻子劝他,他发狠,说:“爱怎么着怎么着,公司关我屁事!”虽然嘴上毫不示弱,但他心里明白,自己嘴硬心软,嗓门越大越暴露出底气不足。

王洪田曾说过,自己是光线唯一不能辞职的人。“你让我离开,你告诉我上哪儿去?我到别的公司,人家会用我吗?我去创业?我所有的青春无怨无悔全给了光线,没有为自己铺任何后路,我把自己的命都放在这了,你说怎么办?”在光线十三年,他早已和光线长到一起,割不断了。可是自己一个快四十岁的大老爷们,说出去的话又收不回,于是兄弟俩就这么较着劲,拧巴着。

这种冷战状态一直持续到不久之前,王洪田生的那场大病,事情才有了转机。也许是因为心里仍然别扭,王洪田没让哥哥去病房。其实王长田一直都知道他病情的进展,做手术之前要定方案,一会说是恶性的,一会又说是良性的,他提心吊胆,找人在网上查,问有没有可能是恶性的。事后王洪田的妻子告诉王洪田,“大哥曾经说过,如果是恶性的话,就给你联系到美国去做手术,他说弟弟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做手术之前,王长田带着一大家子去医院,听医生讲排查过后良性的可能性很大。他出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赶紧点了支烟,稍微放松下来之后,才到弟弟的病房来看望。王洪田非常吃惊,也很感动:“他就是暗地里去关心一个人,这点挺让我感动的。”

王长田表达对弟弟的关爱,一直采取一种轻易察觉不到的方式。当年兄弟俩都在北京电视台工作,王长田做经济新闻,王洪田做社会新闻,共事长达四年的时间里,王长田只负责给弟弟做了引荐,然后就不闻不问了。

“其实后来真的不管我吗?你想,他就我这么一个弟弟,他不管我管谁啊?他那个人关心人属于不是很直接的,他属于用内心去关注的那种人,他的内心是柔软的,但是外表很坚强。”王洪田说。到了王洪田离开北京电视台,和王长田一起创业的时候,才从以前的主任口中得知,哥哥经常向他打听自己工作做得怎么样,实际上一直在默默关注着他。

王洪田觉得兄弟之间交流的方式很奇怪,不像是姐妹之间那样亲密无间,其实他自己是很少跟哥哥沟通的,他有点“发憷”。王长田是个辩才,王洪田和他说话,经常是还未张口,气势就先被压下去了。更多的时候,没能解决问题,还被哥哥训了一顿,最后只好示弱,当着哥哥的面哭鼻子。

王洪田比王长田小8岁,是家中在母亲身边陪伴最久的孩子。兄弟俩的性格又截然不同,如果说王长田温润沉静如玉,王洪田则好似一团火。兄弟之间不仅横着三条代沟,还有彼此早期不同生活轨迹造成的生疏。

生活的岔路口

读书的时候,王长田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尖子生,他从大连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考到县城的重点中学,又考到了复旦大学新闻系。他所就读的复旦新闻84级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级,除他之外,还有新浪CEO曹国伟、《解放日报》的总编辑裘新等传媒名人,这一级的学生,除了少数转行的,后来几乎都用自己的方式践行了新闻理想。

那个时代的新闻人基本都怀着强烈的改变社会的理想,王长田则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。他的小学老师,也是启蒙老师是下乡青年,本来就是一个愤青,教学方式也跟别人不太一样,在王长田还在小学五、六年级的时候,上语文课就给学生们读《烈火金刚》。他的初中老师则是学校里最厉害的女教师,有文艺范儿,教学最好,脾气最火爆。高中老师又是一个愤青,对社会很不满,希望改变社会。三位老师都在给王长田灌输一个理念:去做记者,改变这个社会。

也许是这几位老师塑造了王长田的性格,使他的一生都保持了这种强烈的是非观,并且无论身处何时何地,都不放弃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社会的想法。

王长田在复旦时的辅导员和班主任,现任FT中文网总编辑的张力奋回忆初入复旦的王长田:个子长得很高,可能营养不是很好,显得瘦弱,内秀、内敛。一个北方农村的孩子,第一次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,生活习惯、语言都不一样,像来到半个外国一样,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安全感。“

张力奋觉得那时的王长田不像个北方学生,身上看不出太多北方人的那种粗犷,他敏感细腻,更像一个南方人。王长田的适应能力很强,到了大二的时候,已摆脱了刚入校时的不安定感和焦躁,变得从容,也放松起来。他为人诚恳,重情义。他的性情契合了复旦那种自由,浪漫甚至小资的情调。当时的复旦新闻系强调“两典一笔”,读经典和古典,加上一支笔。王长田读了很多书,在复旦园的课余生活开始如鱼得水,游刃有余。他热衷于跳舞,写诗。他的书法有一定功力,高年级时担任了复旦书画协会会长。

在大学时,张力奋预料王长田的同班同学,现任新浪总裁的曹国伟未来可能会做公司,但并没有想到王长田日后会成为一名企业家。“经商做生意,对王长田来说,就好像一个十字架,只要背上就要经受痛苦的磨炼。在中国创业做公司,很难避免原罪,需要接纳和包容潜规则的能力,但他偏偏不是个轻易对底线让步的人。无论妥协,还是抗拒,他的内心总是在经受种种挣扎和搏斗,最终还是痛苦。”

王家有兄妹四人,他们的父亲是普通的工人,王洪田回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,手非常巧的人,虽然只有小学毕业,但木工、瓦工、车工的活都会做。王家的桌子、柜子、炕都是他亲手做的,连房子也是他盖的。王长田继承了父亲的聪慧,如果什么东西坏了,让王洪田修的话一定就乒乓两下砸开来了,但是王长田不会,他做事善于动脑子。

但直到他们的父亲退休的时候,工资也只有500多元,而王家有四个孩子要读书,日子窘迫程度可想而知。王长田和他的姐姐本可以同时上学的,因为家里条件有限,姐姐选择了牺牲自己,在14岁的时候就参加工作,几乎以一己之力供弟妹读书。王长田的母亲身体不好,在三个年长的孩子都离家读书或工作之后,照顾母亲的重任就落在了年纪尚幼的王洪田肩上。

四个孩子中,王洪田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久,也最能理解母亲,心疼母亲。直到他二十多岁离开家乡之前,家里的农活都由他做。虽然年纪小,但是捡柴火、打菜、打草、喂鸡喂猪这样的农活他都要做。王洪田记得很清楚,他读初中的时候,爷爷去世,母亲恰巧也病倒了,家里没人做饭,他要负责为前来吊唁的亲戚做饭。

“我哥对农村的这些东西其实感悟不深,他就是一门心思学习,学习很好,字也写得很漂亮,个子也不错,长得文质彬彬,挺儒雅的一个人。哥哥姐姐都是按那条路走的,他们考上大学了,问题是我压力大啊,我跟他们年龄有差距,我跟长田差8岁,实际上是有代沟的。”王洪田说。

王洪田曾跟母亲聊过,如果没有哥哥,他今天做不到这个地步,可能还在家乡那个小县城里,像闰土一样。对于他这样的农村孩子来说,读书是唯一的出路。考初中的时候他考了第五名,但只有前四名才能进到他哥哥和二姐曾经就读的那所重点高中,后来他推算了一下,大概只差1.5分。高考之前,他生了病,吃的药副作用导致他考试之前一夜未睡,结果发挥失常,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,直到来北京很多年之后,还会梦见当时的情景。

王洪田曾经很自卑,自己来自小县城,基础比别人薄,在起跑线上又输过,到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,尽管别人未必真的比自己强,但是心理上总有一种自卑感。直到他结了婚,才下定决心抛掉这个包袱,“总不能活一辈子都在遗憾过去这件事情吧?”

他的母亲曾经对他说:“别看我对四个孩子一视同仁,其实私下里我是最疼你的。”他说:“妈,我当然知道了。”在母亲面前,王洪田还是保持一个孩子的心态,能逗母亲开心。他做手术的事情一直瞒着母亲,等到他出院的时候,母亲见了面习惯性地想摇一摇他,他才说自己做了手术。他母亲当时就哭了,责备自己居然都不能为儿子分担痛苦。

他的母亲年轻时曾考上过师范,每天上下学要走几十里路,她身体弱,坚持不下来就退学了。从此以后她的全部世界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四个儿女身上,变成了一位朴实的农村老太太。她担心身材发了福的王洪田像他舅舅一样患上糖尿病,跟他说只要你能减下肥,就奖励你一万块钱。王洪田果真减了一点体重的时候,老太太高兴得,说我先给你两千块。

而对自己的大儿子王长田,她的爱是另一种方式。王长田在娱乐圈中出了名的不爱应酬,每天吃老太太给带的爱心盒饭,那个盒饭里的菜多得三个人都吃不完。老太太心疼大儿子工作压力大,生活又不规律,帮不上别的忙,只能把一片爱心全部浇灌在给儿子做的饭菜上。

跟王洪田不同,王长田从不在家人面前提及自己事业上遇到的烦心事。家里人只能依据他的脸色猜测最近的状况。有时候,王洪田提到某个节目收视率不好,或者电影的票房不好,老太太就跟着着急。王洪田跟她说,“我哥这么多年过来,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锻炼得比铁还要强,比钢还要强。你放心吧,公司那么大的坎儿他都过得来,就是人生最坏的结果他都经历过,你还怕什么?”

1998年,因为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件,王长田离开北京电视台,创办光线传媒,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那个年代的娱乐圈,周迅刚刚起来,羽泉都还没出名,还跑到广场去唱歌,韩红更甭提了,当时红火的歌手是田震、那英、尹相杰、黑豹。王长田去美国考察了一圈,认定了娱乐业在未来有巨大前景,决定放手做。

俗话说,打虎亲兄弟,第二年,王洪田加入光线传媒。当时光线面临的环境很险恶,“制播分离”大多数时候停留在口号上,电视台里的一些自我保护政策也能杀死光线这样的小公司。

王洪田亲手制作了光线的王牌节目《中国娱乐报道》的头两个样片,在第一次看片会上,不少媒体中途离场,王长田脸色非常不好看。在回收的调查问卷上,还有记者把这档节目骂了个狗血淋头。不久,与王长田一起发起成立公司的四个股东全部撤走,刚刚热闹起来的嘉德楼又开始冷清,王长田的烟抽得比以前更凶。

对王家兄弟来说,最大的打击莫过于1999年他们父亲的离世,这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遗憾。1999年,正是光线最苦的时候,每个人只发800元的工资,所有人都觉得前途未卜,连一个摄像被别人挖走都能让王长田心惊肉跳。一直到2005年,光线才慢慢好起来,人员也稳定了,营业额起来了,市场打开,知名度也有了。“你看现在这里金碧辉煌的样子,可惜我父亲看不见了,没享上福。”王洪田说。

那时候的王长田大概还只有一个骆驼的雏形,一只独峰而已,政策一有点风吹草动,他就岌岌可危。王长田说,这么多年他没有多大的战略错误,这是事实。但是有些他不能掌控的因素也能左右光线的死活。

六年前,光线的账被封过。当时对“制播分离”的理解有偏差,这是用节目换广告时间,那么在交易的过程中应该交几次税呢?税务局认为不仅广告时间要交税,企业经营广告的时间还要再交一次税。光线的账被扣了半年,连王洪田都绝望了,觉得很难做下去了。

但王长田坚持要做下去。“我哥这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比一般人强很多,这个行业当时那么多公司,后来全死了。最难得的就是一份坚持,所谓骆驼就是如此吧。他曾经挨过刀子,在沙漠里别人给他一刀,又能怎么样呢?”他这样回忆。

王长田以前脾气急躁,动辄发发火。他极其专注于细节,是完美主义者,有时候他参加其他企业举办的活动,看到会场布置的时候,简直如芒刺在背,心说这要是光线自己做的,肯定抬屁股走人了。

王洪田也说,王长田以前是抓小不放大,甚至事必躬亲。比如设计公司的画历,或者设计展位的装饰,甚至一张名片、一张海报,他都要亲自去盯着。“你说哪有这样的老总?那大家干活儿是多郁闷的一件事儿!在这一点上,他真是抓小,但他不放大,大的照样抓,他就属于大小都抓。”

但是这十几年来,王长田刻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改变,做了很多妥协,他的性格变得绵了一些,虽然仍是尽可能地追求完美,不过有时候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降低自己的标准,前提是公司的水准保持在整个行业的水平线以上,并且要高出一大截。

在王洪田看来,王长田以前的脾气急躁是因为心里着急,他觉得“我的企业做得又不差,怎么就上不了市呢?凭什么这个钱不让我们赚?怎么我们办个活动,这个爷爷、那个奶奶都来管着我们?”他憋着这口气好些年。

他的苦闷还在于,他想把企业做大,想上市融资,但长期以来别人不给他高估值。他眼巴巴瞧着那些互联网公司,一点盈利都没有,一圈就好几十个亿回来。他的公司一年辛辛苦苦挣好几千万,市盈率却只有十几、二十几倍。

何况光线那么多员工是跟着他一起打江山过来的,时间长的也有十几年了。现在房价这么高,生活成本这么高,怎么让他们生活得更好?他内心柔软的东西在这里,所以他也觉得很苦闷。

再者,以往的业务,他一入手就能做出一个商业模式来,唯独在电影这块,他还没做到首屈一指。只要一部电影的票房不好,他就着急上火,发狠说:“这个片子是我们公司生死攸关的一个片子。”

王洪田说:“他为啥这么说啊?他真缺那个钱吗?他就是要争一口气,他一直想在这个行业做出点影响来。公司上市是一个大成就,但是在具体的某个领域没能做到NO.1,这是他心里的一个疙瘩。如果光线做了一两部《泰坦尼克号》这样的片子,你看他出去说话底气足不足?”

“王长田一直希望做这么个东西出来,但是他找不到合适的渠道。你说找谁?找冯小刚?华谊签了。找陈凯歌?没准儿刚弄一个片子,全折里了。张艺谋?永远傍着张伟平。像宁浩这样的,好不容易发现一个,弄出个《无人区》,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映呢。”

“跟香港导演合作?人家来内地是淘金来的,当然也有好作品在里面,但你自己的东西在哪里?你有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东西?他在思考,这一定是让人痛苦的一件事情,他找谁去做这样的东西?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”

王长田曾有过数次机会,有可能带领光线转型,也可能更早上市融资。如果在六七年前他就开始做网络视频,那么光线现在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方向。不过张力奋认为事后诸葛亮没有多大价值。“王长田的性格,决定了他的成就,决定了他做事的方式,也决定了他的痛苦程度和可能要经受的锤炼。以王长田的个性,既然一些偶然的因素让他选择了光线这条路,磨难也好,物质、名声也好,他还是会这样按照自己的性情。即使不做光线,他还是会找到他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”

面对机遇,王长田自身的经历使他对任何一个决定都希望能够考虑周全,但是在商场上考虑周全,有的时候商机是会白白溜走的。

找回定位

13年间,王洪田见证了光线成长的历程,但时间越久他心里就越别扭。兄弟两人性格迥然相异,生活态度、人生目标也完全不一致。

王长田的勤勉是出了名的,他事业心很强,能从工作中得到快乐,获得极大的满足。只不过他这个弟弟永远是“家庭第一”,不太看重事业,用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“散漫”惯了的,到了下班时间绝不肯加班,晚上9点之后手机就关机。

别人瞧着不像话,你哥哥是老板,都吭哧吭哧干活,你凭什么啊?他嫂子也劝他,总想让他像哥哥一样,他说你别天天逼着我,我不是那样的人,给我那样的任务我也做不了。

王长田也觉得这个事不对味,找他聊,意思是你不能拿公司不当回事,怎么说也是个元老,怎么对公司没有感情呢?

王洪田觉得这个逻辑不对,非要每天八九点下班才能表达对公司的热爱?既然不对,干嘛要坚持?两个人常为了这个吵架,鸡同鸭讲,弄得彼此都难受。王洪田干脆就以小卖小,混不吝了,就这么着,居然十几年也坚持下来了。

这些小事倒也罢了。按说,整个光线的事业蒸蒸日上,王洪田是光线早期的创始人之一,又是王长田的弟弟,应该很受重视吧?但这些年他的职位一直没有超过总监级别,持股也不到2%.很长时间内,王洪田都找不到自己的定位,他也没想过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。王长田跟他说:“第一,你的标准比较低;第二,你不适合管理。”他不服:“我不适合管理,我管那么多节目?我还做了那么多年的总监呢,人力资源部由我管,我也没觉得差到哪儿去。”

王洪田前两年没想明白的一点是,哥哥所说的“适合”,指的是符合他身份的那个职位,而不是他的能力。

“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弟弟,做得再好也没用。除非离开公司在别的地方做,他才能看见我的光芒。这就是灯泡和灯罩的关系。”

跟哥哥吵了许多年,冷战了许多年,王洪田终于明白,“王长田弟弟”的这个身份就像个紧箍咒,一旦戴上,恐怕许多事就必须忍耐了。“家族企业”这顶帽子扣在光线身上多年,也压在王长田心上多年,既然如今光线已经上市,那么他就势必更加顾忌家族的影响。

对于自己的股份,他曾经是想争取一下的。王长田把他叫到办公室,简单解释了其中的利害关系,主要是要考虑到别人会怎么看这件事,其实骨子里,王长田是非常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的。

一场大病之后,王洪田想明白了。“那就认了吧。自己吃点亏就吃点亏,还能怎么样呢?有些东西既然不能改变,天天哭着喊着要,能怎么样啊?就算最后给了你5%或者10%的股份,又能怎么样呢?有些东西,即使争到了,你同样会失去别的,比如情感,或者人家觉得你这人怎么这么看重钱啊?我也不去想那些东西,我只是希望等三年之后我的股票能涨到一百多块钱,那我也算有点儿模样的人,我觉得高高兴兴的就行了呗。”

王洪田也动过一些小心思,比如同样是兄弟,“华谊兄弟”的名头人尽皆知,那光线要是叫“光线兄弟”会怎么样?他在纸上写“光线兄弟”四个字,自己看着心里挺美。不过这也就是自己娱乐一下,他明白自己跟王长田不在一个水平线上。“光线兄弟”确实“兄”挺厉害的,这“弟”不咋的,那就别叫“兄弟”了,让人家笑话。

他还想给自己印个副总裁的名片过过瘾,不过想想也算了。就算王长田给自己一个副总裁的名头又怎么样呢?再说了,那样的话,公司的其他副总裁情何以堪?副总裁能像他一样六点下班吗?早晨六点吧。

既然想明白了,他现在做事就比以前聪明了。王洪田现在负责品牌和政府关系,只跟外人打交道,内部直接向王长田汇报,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。以前公司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和王长田的关系,出去办事,人家问他你是王长田的兄弟吧?他说不是,名儿比较接近。

用他的话说,现在他是挂着王长田的名头四处招摇撞骗。在人情世故方面,王长田不如他那么“油滑”,那他就做一个辅佐王长田的人,为王长田处理外部关系,跟政府官员要项目。随着他一点点成熟起来,做成了很多事,王长田有时也对他刮目相看,在这个职位上,他终于找到了点如鱼得水的感觉。

不过他还是有点小牢骚。这么多年,他总结下来,除了感觉自己没得到应有的薪水,应有的奖励,最重要的一点是得不到表扬。他总记得电影《求求你表扬我》,给他涨一两千块的工资对他来说哪有那么重要?那不过是代表一种认可。他不忿的是,这么多年来,王长田从来不表扬他。

王长田是梦想主义者,他要做出一家中国最牛的传媒娱乐公司,而且要做到基业长青,所以他不断努力,他有种紧迫感。王洪田则觉得按照自己的境界,公司上市之后哪还管那么多。他跟母亲聊天的时候说,你看他累得那样儿,要我,哼,甩手完了。但他又大笑着说:“但我至少还要干三年,有三年解禁期呢。”

(本文来源:东方企业家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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